同一首歌没有必要炒作

汤加丽的新形象  

闻一多教授何以为生？

闻一多教授的实际收入

自由民主的斗士闻一多，是清华留美学者的代表人物，是西南联大进步教授的典型。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，他由富家子弟变为自由知识分子、再变为赤贫的民主人士，由校园诗坛走向象牙之塔再走向十字街头，其间经济生活状况的渐变和突变起了重大作用。

      闻一多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。11岁到武昌读书。20世纪初，湖北省由洋务派大员张之洞主持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，大约二百多所，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，仅武昌一地学生达５千多人。1910年秋，闻一多进入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。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，闻一多考取北京清华学校，同学42人都在13岁上下。1922年7月闻一多23岁时获得官费资助，赴美国留学。

留学美国期间的生活

    闻一多在1922年暑期就到了芝加哥美术学院。他跟老学友钱宗堡、罗隆基三人合租一处房子。８月９日在家信中写道：“今年在芝加哥已与美国生活接近……。现在寓所系新租房子，同居者钱君（宗堡）而外，有罗君隆基。……此处房租三人只每月45元美金，每日在饭馆吃两餐饭；每餐约需三、四角美金。”

他在清华学校就开始写新诗。1922年10月15日家信中，闻一多谈起准备在国内自费印行诗集《红烛》的事宜。他委托创造社的朋友郭沫若等，交给上海泰东书局办理。预测印费100银圆左右，如果售出200册就能收回成本 ——

 “在国内的朋友们屡次写信来催我将诗集（按：指《红烛》）付印。我也想我该早点进行。但经济方面颇不易解决。大概照寻常的诗集底格式印起来总须百元。我颇想将月费中节省之数作此资本。但照现在的成绩，每月才能省５元（美金）。现在１元美金才能换１元３角银洋。故若凑成全数颇费时日。我不知兄处或二哥处能否暂凑半数，期于年内出版？《草儿》售洋８角，《冬夜》６角，《女神》５角５分。我想我若售６角，２百本即能够本了。我想至少８百本容易卖掉，其实此种书决不致这样难售。”闻一多准备节省他的留学官费（美金），兑换100银圆作为诗集《红烛》的印费。这时美金兑换银圆的比率有所升值。1923年１月5日家信中又说：“兹已寄美金30元与十哥作《红烛》印费，请他转交书局，（下月）少则寄25元归。美金价钱现在很好，统计可以寄归之数，至少55元，可以换银洋百圆之谱……” 闻一多诗集《红烛》在上海出版，得到稿酬80银圆。（当时1银圆合今人民币70元。）

1923年12月10日闻一多家信说起他跟梁实秋转入科罗拉多大学：“此处为科罗拉多大学之寄宿舍。房租每月7元（美金）。从前寄寓人家每月15元。我与实秋皆来此，并自己做饭。我们买了一个电气炉子，费美金８元余。拟每日至少做一餐饭，算来如此每月只需钱20元（美金）。若更宽算与房租合计亦不过30元，比从前少20元。自己做饭既可省钱又可吃到中国饭，此大乐事也。”

闻一多1924年就准备学成归国工作。6月14日家信表示：“若徒为家庭谋利益，即日归国谋得一饭碗，月得一、二百金之入款，且得督率子侄为学做人，亦责任中事。”

回国后辗转各地任职

    1925年５月闻一多回国，参加新月社并担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，月薪约200银圆（合今人民币约1万多元）。但由于政府长期克扣教育经费，每月往往只能领到二三成，不过50圆左右。次年辞职。

    1926年夏天，受军阀专制迫害，北京文化人纷纷南下。闻一多应聘为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任训导长。同时担任新月书店董事。董事长为胡适之，经理兼编辑主任为余上沅。书店股本为２千银圆，每人一股，大股100圆，小股50圆。

    1927年夏天闻一多到南京，应东南大学（不久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）文学院长宗白华的聘请，担任教授兼外国文学系主任。1928年10月又到武汉出任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长。1930年夏天又担任青岛大学教授。两年后在风潮中辞职。

    从1926年南下以后，闻一多每月收入都在300银圆左右（约合今人民币1万5千元），家庭经济生活一直都很宽裕。

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（1932—1937）

1932年夏天，闻一多应聘到北平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，月薪300圆。９月开学后，他每周上课８小时，其余时间都用来做学问。闻一多与好友顾毓绣（时任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）同住在清华西门外二里处的达园 —— 一所景色秀美的私家花园。

   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优惠的。1933年春，闻一多清华西院。邻居有：３６号陈寅恪、２６号陶葆楷、１６号顾毓绣，周围还有一代名师周培源、雷海宗、吴有训、杨武之（杨振宁之父）等近５０家。闻一多所住４６号自题名为“匡斋”是中式建筑，共有大小１４间房屋。

    到1935年初，闻一多、俞平伯、吴有训、周培源、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，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，每人一栋。条件更好，有书房、卧室、餐厅、会客室、浴室、储藏室，电话、热水一应俱全。

    20世纪30年代抗战之前中国学者的收入，跟在美国工作相比，生活水平是差不多不相上下的。

    1937年６月，闻一多在清华任教满四年，按例可以休假一年进行研究，他准备着手编著《诗经字典》，学校已同意，并派了助手。暑假开始，夫人高真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武昌省亲。……

    突然，卢沟桥的炮声震破了宁静的生活，抗日战争爆发。闻一多带领两个小儿女和保姆赵妈离开北平，乘坐津浦路火车南下。

    闻一多辗转来到长沙，积极参与“临时大学”即一年后的西南联合大学筹建工作。国难当头，此时所有的教职员都领取七成薪水。然而生活并不发愁。到昆明后，起初经济尚有保障；1940年开始愈来愈严重的艰难困苦时期，一直到他不幸遭国民党特务暗杀。

在西南联大的薪金

    根据现在所能查找的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，闻一多历年薪水如下：  

1942年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月薪470元（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）；

1943年5月起，每月除薪水外由教育部发放乙种奖助金600元（引自教育部发放乙种奖助金复函）；1944年月薪590元，扣除所得税及印花费，实得565元３角。（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四月份薪俸表），如果按照抗战以前的币值，30年代法币1圆合今人民币40元，应该说这样的月薪是很丰厚的，约合今2万3千元左右。

但到40年代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，法币越来越不值钱。有一个形象的说法，生动而又沉痛地反映了法币逐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情况。同是百元法币的钞票，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：1937年两头大牛，1938年一头大牛一头小牛，1939年一头大牛，1940年一头小牛，1941年一头猪，1942年一条火腿，1943年一只母鸡，1943年一只小鸡，1945年一条鱼或两个鸡蛋，1946年只能买一个鸡蛋。

1940年夏，闻一多、闻家驷兄弟两家合住在昆明小东门节孝巷13号内。那时日寇飞机经常来轰炸。9月30日警报又响起，闻家和冯圣等人进入后院防空洞。炸弹正落在院子中间，幸亏没有爆炸，否则后时不堪设想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闻氏兄弟搬到北郊大普吉镇，住在一家骡马店的二楼。人多屋子小，不久闻一多又搬到附近陈家营。闻一多八口家，夫妇俩加上五个小儿女和一个保姆，开始借债度日了。

1941年大学教师平均月薪降到战前的十二分之一，相当于战前银圆27圆（合今人民币约1100元），也即降到如同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。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上半年，教授平均月薪仍然只相当于战前银圆27.5圆。这样的实际收入水平，已临近城市贫民的最低生活线。如此艰难岁月是教授讲师的共同厄运。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，也和潘光旦、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合伙劳动制作糕点，起名为“定胜糕”，拿到冠生园去寄售。

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，曾于1941年11月间发表联合声明，希望改善教师生活。声明指出：“始以积蓄贴补，继以典质接济。今典质已尽，而物价仍有加无已。……若不积极设法，则前途何堪设想。”《新华日报》马上发表了《关心教授们的生活》的社论，指出：“我国的教授们为了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，为了专门的抗建人材的培养，大都能忍着极其艰苦的生活，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。”闻一多八口之家靠他一人的月薪仅够十天开销。他仍然笑着对孩子们说：“前方将士为了抗战流血牺牲，咱在后方才吃点苦算什么？”

云南地处边境，做买卖的人不在少数。失去教授职位的罗隆基正在做茶叶生意，看到闻一多的困窘，特请他代画广告，付点稿酬，以解他燃眉之急。附近的龙泉镇上有位姓郭的实业家，是同事许维遹教授的朋友，一次来闲谈，动员闻一多共同入伙办实业，不需出资，只挂个名就可以分红。闻一多不肯松口，因为他要自食其力。郭先生又提出担负立鹤的学习和生活费用，听了这话。闻一多流泪了，他感激朋友的好意，却不肯放弃做父亲的责任。不知是谁说：你懂艺术，又会刻图章，为什么不利用这门手艺呢？闻一多听了很动心，进城到西南联大授课时，特地在城里选购了刻字的刀具和材料：石头、象牙。刻石头不成问题，早在十多年前，就为朋友刻过，可云南特产的象牙，刻起来极坚硬。他想了好多办法，还把象牙浸在醋里，还是不行，只好硬着头皮刻。刻第一颗时，费了整整一天，右手食指磨破了，几次灰心绝望，还是咬着牙干下去，居然刻成了。

挂牌治印，润格随着物价涨

1943年秋，在闻一多先生书桌上，又增添了一本自编的印谱。它的封面左侧标签上端正地题了“匡斋印存”四个字，下署民国三二年九月。这就是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的时间。

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，闻一多成了其中一员。现在保存着一份《诗文书镌联合润例》，就是他与杨振声，冯友兰、郑天挺、罗常培、陈雪屏、唐兰、沈从文、彭促铎、浦江清、罗庸、游国恩共12位教授“开源之道”的广告。上面写着石章每字法币100元，牙章每字法币200元。

刻印也要做宣传，浦江清特撰了一篇《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》，文词甚是优美，其文云：

秦鉥汉印，攻金切玉之流长；殷契周铭，古文奇字之源远。是非博雅君子，难率尔以操觚；傥有稽古宏才，偶点画而成趣。

浠水闻一多教授，文坛先进，经学名家，辨文字于毫芒，几人知已；谈风雅之原始，海内推崇。斲轮老手，积习未除，占毕余闲，游心佳冻。惟是温*黁古泽，仅激赏于知交；何当琬琰名章，共榷扬于艺苑。黄济叔之长髯飘洒，今见其人；程瑶田之铁笔恬愉，世尊其学。爱缀短言为引，公定薄润于后。

 

昆明街头的几家店铺和杂志社纷纷挂起“闻一多治印”的牌子。名教授治印，这在昆明是新鲜事，于是，慕名求印的接踵而来。闻一多本来课务很忙，这时时间更加紧张。深夜，孩子们睡了，他听着孩子们均匀的鼾声，奋力刻印。白天，朋友们来谈话，他往往也得手拿着牙章刻几个字。每逢这时刻，他常常风趣地说：“我是个手工业劳动者”。

1944年闻一多在通信中说：“弟之经济状况，更不堪问。两年前，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。乃开始在中学兼课，犹复不敷。经友人怂恿，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。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。”1943年9月开始，润格为“石章每字（法币）一百元，牙章每字二百元。”1944年4月，润格涨到“石章每字六百元，牙章每字一千元。”其实这只反映了法币贬值，市场上的物价飞涨的情况，而治印换来的大米数量并没有增加。

闻一多治印的润格，随着物价浮动：到1945年3月，石章每字涨至1千元，牙章加倍。可顾客仍络绎不绝。一次，儿子立鹤怒气冲冲地责问：“这是不是发国难财？”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，沉思了好半晌，末了只说了一句：“立鹤，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。”立鹤当然知道，要不是这治印的额外收入，一家人每月就要饿半个月肚子，更别说还有五个孩子念书，和一个多病的母亲，还要雇一个女佣。

在昆华中学兼职教国文

1944年初，闻一多教授课余治印以外，还兼职做起了中学教员。

当时闻一多住在乡下，每次进城上课要走十多里，很不方便。恰在这时，昆华中学的教导主任李埏，委托何炳棣请闻一多去开几次讲座。何炳棣是联大历史系的讲师，当时正在昆华中学兼课，因为不是外人，闻一多便提出愿在昆中担任国文教员，条件是有间房子。何炳棣把话告诉李埏，这位云南大学历史系的讲师很理解，马上找校长徐天祥商量。徐天祥一答应，不仅同意拨出一间房子，还破例让闻一多只担任两个班的课（按规定应担任三个班的课）。

5月里，闻一多全家从司家营搬进昆华中学。这是当时昆明最大最有名的一所中等学校，宽敞的校舍靠着本郊公路，距联大不过一、二十分钟的路。起初，他住在初中部宿舍里，与何炳棣夫妇为邻。后来，又搬到大操场西南角的一幢小楼的二层，门前有一池荷塘，打开窗帘由加利树、柏树围在四周，是蔡希陶栽下的一片果林，环境幽静。这样，他每月增加了一石平价米（160斤），还有20块“半开”（云南通行的地方货币，两个半开合一银圆），生活比从前有所改善。

西仓坡：自己种菜

正巧当时联大西仓坡教职员宿舍刚盖好，教授能否住进去，要抽签决定。闻一多就去抽，恰巧抽中，于是在1945年1月迁到西仓坡。

宿舍外面的大门上，写着西仓坡三号。里面有两排平房，一共二十多间。中间有一块空地，是一个斜坡。闻一多住在东边那一排，门是向西的。平房的墙主要是用土坯砌成。两间二十平米的房间，后面有个天井，旁边有间厨房。宿舍门前有块空地，闻一多全家就去开荒，扒出石头，平整好地，再种上菜。种的是西红柿、辣椒，四周围的篱笆上爬着黄瓜椒。昆明四季如春，西红柿整年都长。遇上大雨，西红柿得病，闻一多就去请学植物学的吴征镒来看病。他总要种些尖辣椒，这是闻一多喜欢的菜。堪称奇迹的是，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，闻一多的胃病比在北平时反而好多了。谈起这一点，他总是很自豪地归功于步行三千里的锻炼。闻一多自己毫不言苦，但他担心孩子明显的瘦弱，营养不够。有时带孩子们出去吃碗牛肉，算是难得加点营养。

闻一多家庭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情况，引起大家的关心。有朋友主动提出为他分担孩子的生活费。闻一多含着眼泪谢绝了。他知道，老朋友们都有困难。闻一多是倔强的。他想用自己的劳动来解决问题。他说：“个人的生活困难是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的，譬如我，学校里的薪水不够养家时，我可以在中学兼课，也可以替人家刻章赚钱，个人的生活问题便解决了。可是你要想到大多数人！”

治印谋生，操守极严

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，三年之间，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一千四百方印。仅就这个数目而言，已接近每天刻一方；何况，还有不少印章没有留在印谱上。闻一多一旦刻印，就专心致志，甚至废寝忘食。夫人高真怕他太累，常劝他休息。他却说：“劳工神圣啊！”又不停手地刻下去。

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谋生，但他操守极严。1945年“一二·一”惨案以后，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，表面上附庸风雅，居然送了一方玉石来，请闻一多刻印，限两天刻好，答应润例优厚。对此，闻一多不屑一顾，将玉石原样退回。特务对闻一多恨之入骨，公然把大街上商店中的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砸烂，想从经济上使得闻一多陷于绝境。

昆明的人民社团需要公章，总是找闻一多，无偿刻印。1945年10月，西南联大成立“时代评论社”，出版《时代评论》周刊，这是民主运动中很有名的刊物。闻一多是创始之一。他在这个社成立的当天晚上刻了一方“时代评论社章”。印上刻的是隶书。闻一多治印，刻隶书的，就只留下这一方了。边款为：“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（1945年）十月二日昆明。”

1946年7月闻一多作了“最后一次讲演”之后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。

 

（附注：民国初期1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60—70元；五四至20年代中期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5—55元；30年代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0元；抗日战争以后，40年代物价飞涨，法币不断贬值。1943年1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元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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